2006年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周末，头顶着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中国传媒第一股”帽子的分众传媒公布了一则收购消息，称已经与中国第二大户外视频网络广告运营商聚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订了一项股票收购协议。根据该收购协议，分众传媒将收购聚众传媒100%的资产。分众传媒将支付9400万美元的现金，并支付价值2.31亿美元的7700万股分众传媒原始股票。
　　“这次收购巩固了分众的行业领导地位。”分众传媒创始人、CEO江南春在接受采访时说。
　　江南春说，此次收购“对分众、聚众都是一件好事”，而且绝大多数的机构投资者对此都持正面的评论。很显然，江南春平稳地坐上了行业老大的位置。
　“幸运不可能总是属于分众。”江南春这句曾用来告诫自己和分众高管的话，在这里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就在此次收购消息公布的前180天，2005年7月13日，分众传媒登陆纳斯达克，一夜之间，江南春身价涨至2.7亿美元，成为各大富豪榜中一匹名副其实的“黑马”。
而就在分众宣布收购聚众的前70天，2005年10月17日，分众传媒以超过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国内最大的电梯平面媒体框架媒介100%的股权。其收购标的金额创下了近年来我国媒体并购的最高纪录。
所有这些让人震惊的商业故事都跟这家叫分众传媒的公司有关，同时也跟这位名叫江南春的上海人有关。更值得一提的是，分众传媒今年才走过了3年历程，而她的缔造者江南春今年33岁。

关于并购：
“第一次见虞锋就很愉快”
分众与聚众自他们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对天生的对手。无论是江南春，还是聚众传媒的创始人、CEO虞锋对此都心知肚明。当一个商业话题把分众与聚众放在一起时，竞争是话题的主旋律，并充满了火药味。
就在分众收购聚众的消息发布前的几天里，坊间就开始流传着此次收购的传言。但对于这一传闻，很多人都持“不可能”的态度，认为这是2006年的第一个虚假流言。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支持公众的这种情绪。去年6月，分众传媒公布了一份央视市场研究公司在3月完成的《国内楼宇液晶电视媒体市场份额调研报告》，认为从覆盖的楼宇数量上看，国内楼宇液晶市场上分众传媒以70%居第一位，聚众传媒以28%的比例居第二位。无疑，这一报告对“分众、聚众均分市场”的说法提出了挑战，为此，双方展开了一场寸土必争的口水仗。
此次“名分争端”发生后不到一个月，2005年7月10日，也就是分众在美国成功上市的前两天，聚众传媒与一家研究机构主办了一场中国楼宇电视广告标准研讨会，并发布了五项行业标准，其中第五条提出：楼宇电视广告只有在低干扰度的广告环境中，方能奏效，矛头直指分众的卖场广告项目。为此双方又爆发了一场标准之争。
也就是说，以这样的竞争态势，在聚众传媒没有公开上市，分众传媒无法在资本市场公开地开展收购行动的前提下，分众与聚众一起坐在谈判桌前讨论收购事宜难以想象。
但有着诗人之称的江南春显然比常人更具有想象力，“我们彼此之间充满了对竞争对手的敬重，分众与聚众的整合对股东价值有利，对行业的发展有利。”
江南春告诉我们，虽然外界早已把分众与聚众说成是一对剑拔弩张的敌人，但他本人与虞锋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10月，一次很偶然的活动上。也就是在市场份额名分之争与行业标准之争之后，分众收购框架媒介的关口。
江南春把这次非正式的见面描述为“很愉快，没有外界所说得那样狭路相逢”。“我们俩都是上海人，有着很多共通的话题，对产业我们也有一些一致的看法，都认为合作要好于竞争”。
此次见面之后，在一些朋友的撮合下，江南春与虞锋在11月底进行了第二次见面，“对一些具体的事情进行了讨论”。江南春在采访中告诉我们，他与虞锋大概用了三次见面就基本达成了“一些框架上的认识”，而对于一些法律上的细节问题则主要交由双方的律师进行具体磋商。“我们两个都是文科生，谈判很大方向化，宏观化，基本上没有过多地谈论具体的数字问题。”
在采访中江南春总是在语言表达中有意无意地将此次100%的“收购”说成“合并”，对此，江南春认为，分众与聚众都是有能力，有竞争力的公司，只是很理性地“走到了一起”。
但无论在语言上如何表述，分众传媒通过对聚众传媒的收购，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户外视频广告市场中的绝对领先地位。根据江南春给我们的数据，此次收购完成后，分众将“占据6万多栋楼宇，覆盖一亿以上的都市主流消费群”，成为难以撼动的“老大”。
按照江南春的描述，此次与聚众的“合并”将会给分众带来几大好处，第一，竞争所增加的非理性成本将得到压缩；第二，双方价格战所造成的损失也会得到遏制；第三，今后分众的精力将集中在投资者的回报率上。

关于模式：陈天桥的一番话
让江南春顿悟
与江南春的交谈从分众开始，但他却首先对自己10年的历程做检讨。江南春说自己10年来所从事的广告代理业务是在“价值链很下游的地方争取很微弱的利润”，没有什么模式可言，“我到现在为止认定它是一个错误，但这个错误是10年当中必须犯的错误”。
江南春把中国的广告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1980-1989年是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凡是投广告都会成功，因为那个时候谁只要发出声音就成功”；第二个阶段是1990-1998年，“这个阶段凡是有足够群投的网络都可以成功，因为很多人做广告，这个时候你能花更多的钱就行”；1998年之后是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即使你有足够的网络也不会成功，因为中国广告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分众性很差”。
我们无从考究江南春分众传媒的建立与他的“三阶段论”有着多大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做了10年广告低端业务的江南春希望能从商业模式上有所突破。
我们现在也无法证明，江南春的这一商业模式出笼，与5年前在香樟花园茶座里同陈天桥夫妇的见面有着怎样的关系，但按照通行的故事记录，此次见面是江南春的“顿悟”，“发掘别人没发现的产业模式才能挣大钱”是江南春与陈天桥分手回家后最强烈的感悟。
“在创意面前生意是不平等的，有创意的生意和没创意的生意，最后投资回报率差得非常远。而且我后来越来越发现，想象力创造你的利润率”。这是分众传媒成功之后江南春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感悟。
江南春说无论是新浪的新闻，还是网易的短信，或者是盛大陈天桥的网络游戏，这些都是应付无聊的东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发达，同时由于发达之后导致很多人感觉无聊，当这个世界变得出奇无聊的时候，有些人就变得出奇聪明，把别人的无聊变成现金，这就是想象力。”

关于融资：江南春给软银
讲了一个50亿前景的故事
然而，光有想象力离成功还很遥远，做生意略显“保守”的江南春还缺乏一些“幻觉”，在他对分众模式的早期预期中，远没有今天的规模，今天强大的分众是江南春不断与自己性格相妥协的结果。
江南春说自己是一个缺乏冒险精神的人，习惯于过“小资生活”，不敢想象自己的创业之路是一个“终点又回到起点”的过程。“我不能接受大赌大赢，比如我拥有5000万，我投3000万，3000万之后不要了，2000万还能保持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我觉得我10年的努力不能毁于一旦。”
江南春的另一个保守是“不接受借钱”，从来没想过自己做公司会出去融资。“我自己干公司干惯了，我没想到去融资，去借钱，股权被别人拿走这显然是不行的。”
但江南春的这些思维习惯却随着新商业模式的到来被一一打破了。江南春新商业模式的试水几乎是与发生在2003年春天的“非典”同步的，从2003年1月起步，到了5月时已经烧了一两千万，“我感到蛮痛的，十年的积累，一两千万对我们来说，继续往下烧的感觉是青春岁月在那边燃烧，大火在蔓延，而且不知道哪一天会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烧掉，就像终点回到起点”。
按照江南春既定的推广计划，分众商业模式的推广是保守缓慢的，“我计划在上海挣了很多钱后去北京，在北京赚了很多钱后就去深圳，但结果不是这样的，我一做到上海的时候就有人模仿我去北京做了”。
这里所提到的模仿者就是虞锋所带领的聚众团队，在后来对竞争对手的描述中，江南春曾对聚众此举表示感谢，因为正是这样的形势所迫，才使得江南春放弃了“循序渐进”的战略。
面对市场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扩张所带来的资金压力，保守的江南春开始想到了融资。而事实上，江南春的融资道路走得顺风顺水。江南春告诉我们，首次接触风险投资之所以顺利，完全得益于两样东西，其中一个是地理优势，另一个则是一个完美的利润故事。
在风险投资圈中有这样一个定律，说一流的投资商投人，二流的投资商投项目。那么江南春这个还略显稚嫩的年轻创业者又是怎样打动软银慷慨掏腰包的？
“我办公室对面就是软银，软银的人为什么蛮喜欢我呢？原因是我总最晚走，他们看到我的车子很晚了还停在地下车库里，我办公室的灯总亮着，他们加班的时候看到我每天都在加班，软银的人认为我是敬业的人，他们跟我谈话，觉得我是一个有热情的人。”
毫无疑问，工作起来如同拼命的江南春给了软银很好的预期，但还有一点不可忽略，那就是一流的投资商不仅投人，同时也看投资的回报率。
为此，江南春准备了一个故事。据江南春的描述，当时软银的投资者希望江南春能对这个市场规模做一个描绘，想知道到底是一个多大的数据。
“其实这个故事就是说户外电视有多大，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说一个白领一天8小时在家里，1小时在看电视，真正看广告的时间也就是5分钟，因为看到广告就转台，而这5分钟在中国创造了500亿的广告市场，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在白天的16个小时里面，在办公室，在餐厅，在其他分众能到达的地方接触到我们的广告媒体，假设一天也接触5分钟，如果说500亿的广告市场太大，那50亿你们看得见吗？”
很显然，投资者看到了这个市场，从分众一路看涨的业绩来看，江南春的市场预测并没有夸大。据江南春介绍，分众早在2003年底的时候，一个月的业绩就做到了1000万，2004年从1000万上升到4000万，最后一个月是4200万。“2005年最初是3000多万，现在每个月基本上会有7000万的数量”。

关于争议：
江南春说自己喜欢被关注
江南春说自己当初在学校里最擅长写两个东西，一个是诗歌，一个是评论文章。“我是两极化的一个人，散文、小说都不会写，我的风格就是诗歌，超级想象力的诗歌，第二个就是极理性的分析评论。”
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因为江南春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而且满足需求的方法也不再是从前的方式。
江南春说自己是一个喜欢虚荣的人，在他看来，“被关注的感觉很好”。
江南春说自己喜欢被关注，是因为自己从小就默默无闻。
“初中的时候成绩已经不错了，因为我早恋，暗恋旁边的女生，我一定要让她注意到我，所以我就把成绩做的很好；到高中的时候我喜欢展示我特别的才华。”
江南春的这些举动不仅赢得了关注，还因为喜欢读书，在作文竞赛中一直得奖，后来被直接保送华东师大中文系。进入大学后的他立志要做一个诗人、作家、批评家，希望能吸引更多关注的眼球。
但这样的梦想并没有持续多久，江南春开始了一道人生转折的数学题：“写一首诗歌花了很长时间，改了很久，才得30元，写一个广告五个字就能得1000元。”江南春计算的结果是：诗歌不能写，评论文章更不能写。
此时的江南春发现了自己新的需求，大二时期就开始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帮助大四的学生写毕业论文，而代笔写论文是要收钱的。
对此，江南春说自己很感谢大学母校，如果学校不是一所包容的大学，他觉得自己早已被起码开除了三遍。“每次考试的时候有人Call，我才回去，我坐下来根本不知道老师是谁，也不知道科目是什么。”
直到现在，江南春对于自己的大学仍然跟当初一样，是一个受争议的人物。他说自己的大学同学现在写东西的时候经常会写到自己，而且这些同学大多是怀着批判的眼光：江南春“从原来一个诗歌青年堕落到一个比较无趣的，精神匮乏的商业形态当中的人去了。”“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怀着人文主义的关怀，对我怀着同情的心态，他们会告诉我人生不是这样过的。” ○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