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贺延光，熟悉他的人都会想起那个呐喊的、热血的、对社会不良与不公充满义愤、对老百姓满怀感情的贺延光。他在业内获得的尊严来自于责任感，他独有的人格力量也来自于责任感。

　　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

　　陈：很多人认为，贺延光首先是个革命者其次才是摄影家，你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新闻摄影界的“良知”。你甚至就是一个“正义”的代名词。这个评价的根据，是你平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责任感。著名摄影家胡武功就说：“我不如贺延光，他首先是一名革命者，一名勇士。每次和他在一起，他的政治激情和民主渴望以及对国家百姓的关怀对我都有撞击。”在你身上，找不到静观、冷漠、局外、粉饰这样的字眼……
　　贺：我是个新闻记者，是用照片说话的人，形式上异常温和，哪有这样的革命者！再者，所谓“正义”、“良知”，作为个人怎么能够承载这么重的东西呢？
　　做记者这么多年了，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大众读者。在我看来，是否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是评价新闻从业人员最重要的尺度。
　　陈：改革开放以来，你坚守记录精神，经历了中国许多的大事件。我们知道你一直是抓拍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可否在这里谈谈你的新闻摄影观？
　　贺：抓拍和摆拍，看起来是个拍摄方法问题，但实际上，它反映了新闻摄影中两种根本不同的理念问题。
　　新闻是什么？它是新近发生的能够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事实，它不是记者们设计或者生造出来的故事。而抓拍的主要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表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它将事实摆在首位。而摆拍，强调的却是作者的主观意念，是为达到人为的目的去按动快门的。
　　如果说，新闻摄影的摆布导演曾风靡一时，但那是那个时代的事。那是个什么时代？“政治挂帅”，“一切为政治服务”，整个社会形态都是虚假的，新闻摄影弄虚作假当然“理”在其中了。
　　我有生第一次见到的摄影记者就是如此。30年前，我在“五·七”干校劳动，一天， 领导说人民日报的记者要来采访，我们几百人被安排挑着筐往庄稼地里送肥料。记者要求我们排成一队，队形要走出“之”字型，他们站在一个高处拍照。据说，这样画面好看。 我们嘻嘻哈哈的，一遍一遍按要求走。后来，领导说，记者来电话了，说拍得不理想，过几天还要再来一遍。大冬天的，多冷啊，我们没有怨言，为配合宣传，一切都是应该的。 现在我们再翻看那个时期的摄影刊物，反映生活的作品“高、大、全”、“红、光、亮” 式的比比皆是，很多新闻照片都是设计出来的。
　　当改革的春风吹进摄影界时，我们开始接触到国外的作品，看到了外国人拍摄的中国题材的作品。事物总是在比较中才会有全新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摄影界，尤其是新闻摄影领域，展开了抓拍与摆拍的大讨论。虽然观点各异，但毕竟有了不同的声音，俗话说，兼听则明，这让我受益匪浅。
　　我的运气不错，赶上了一个开放的时代。
　　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用你的新闻观影响你周围的人，而且立场坚定，不容质疑。
　　贺：我们国家的新闻摄影史上，采访的摆布导演和照片的弄虚作假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所以，我对我们报社新来的摄影记者都要讲，要当一个好的摄影记者，你不仅要了解那些好照片是怎样拍摄出来的，你还要知道那些假照片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因为我认为，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警示和示范同等重要。
　　作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我也曾和新同事说，我允许你拍不到好照片，这是和你的采访经验与技术表现的积累有关；但绝不允许你拍那种虚假照片，因为那完全是人的道德问题。

　　新闻摄影考验着记者的良知

　　陈：20多年来，你一直使用的是传统的摄影风格——以尊重事物原貌为原则，纪实的、无技巧的。你一直坚持：在事实面前，记录比技巧重要，影像背后的问题比影像表面的情趣重要，新闻比自己的名字重要。
　　贺：是新闻摄影教训太多的缘故吧。我们讲 “实事求是”这么多年了，但实际上在这个轨道上每前进一步都很难。我们从未听说有什么人对“真实性是新闻作品的灵魂”有异议，但做起来，仍是五花八门。旧的观念、错误的东西，惯性很大，它们在新观念新潮流面前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至今，每年我们都能发现有假照片粉墨登场，轻的“添枝加叶”、“张冠李戴”；重的“生编硬造”、“无中生有”。
　　这些年能聊以自慰的是，还没有读者置疑我的作品的真伪。我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我在采访中第一提醒自己的就是，不干预被摄对象。抓拍——这是保证新闻真实性的一个前提条件。
　　陈：新闻摄影的抓拍，难度到底在哪儿？　
　　贺：难在它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生动性的统一。不是不干预被摄对象就能确保影像的可靠，因为有的当事人已经发现有记者为他拍照时，便会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你，甚至会主动地为你做出某种姿态来。此时，常态已发生了变化，你虽没有干预，照片一样“假” 。
　　准确性是指我们对新闻的认知程度。一位护士在“非典”期间的婚礼，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都是真实的，那我们究竟选择哪个瞬间更能表现这个不同寻的常婚礼呢？
　　生动性是指人物的表情、姿态与他人或环境的相互关联中对读者产生的吸引力。通常的情形是，画面的细节愈是与众不同，照片的感染力就愈大。
　　新闻摄影抓拍的难度无时不在考验着记者的职业良知、认识生活的能力和影像表现技巧的水平。
　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你和王文澜被当做中国新闻摄影的旗帜性的人物。为让照片能在报纸上发出独一无二的声音，你们一直努力。你如何评价你们的作用？
　　贺：旗帜性人物？这样的说法也忒早点了吧。我心里清楚，当着面所有恭维的话都是不算数的。况且，我们现在还在岗位上，路还在继续走着。这个过程中，成功、失败、坚定、犹豫相伴其间，循环往复。
　　如果做个自我评价，我们确实是一直努力着的。《中国日报》 、《中国青年报》的图片报道通过自己的风格，曾在业内和读者中产生过不错的影响，这都是事实。
　　但现在看，至少我们《中国青年报》的图片报道已不处在领头羊位置上了。我如今更津津乐道《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东方早报》、《新京报》等一些市场化报纸的摄影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好的文化氛围，都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和好的团队。最重要的是，他们更强调编辑记者的职业操守并把它制度化了。这些报纸的实践为读者所欢迎，并已经和正在引起其他媒体的关注。
　　以前，我们可能影响过他们，但现在，是他们在影响我们。

　　我不会拒绝拍摄杨利伟，我更不会放弃对底层的关注

　　陈：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很多大事件发生时，你都留下了重要影像。你在选择和拍摄新闻照片时遵循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贺：我当摄影记者25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我的确采访过一些重要事件，像《小平您好 》、《老山战事》、《民主进程》、《深圳又长高了》、《广西大排雷》、《九江决口》 、《巴楚地震》、《面对生命》等作品也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你不能说，很多中国大事件发生时，我都留下了重要影像。我只是记者队伍里的一员，目力所及，条件所限，也有不少大事件我都没有照片啊。
　　陈：什么决定你对新闻的选择和拍摄？
　　贺：一般讲，每当有新闻发生时，我都要进行三个判断：这事儿值不值得去？这是价值判断 ； 这事儿能不能拍到好的照片？这是影像判断；照片能否及时发表出去？这是传播判断。当然，并不是三个判断都得到肯定才拍板，有时候只要两个条件具备就可以下决心了。
　　到了新闻现场，我仍要不断地提示自己：这件事的背景我是否清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我是否明白？运用什么技术手段才能保证影像的成功？因为凡事只有自己弄懂了，同时必须获取了生动的图像，才有可能向读者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
　　即便如此，仍不能确保每次自己的照片都是精品，那样新闻摄影就太容易啦！但是，对自己照片的要求必须得有一个底线，那就是无论从焦点从影调以及从内容诸方面，要像一张照片，不能凑数。
　　一个记者面对新闻的判断自然会受到自己学识的制约，对照片的摄取还要受到现场人为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经验和教训总是没完没了，这就是新闻摄影的魅力所在吧。
　　陈：2003年年末的一天，你当天的任务是去人民大会堂拍摄杨利伟做报告。可第二天你见报的照片却是路遇的农民工。对于这件事，我记得你说过：“我不会拒绝拍摄杨利伟，可是我更不会放弃对底层的关注”。
　　贺： 那天，我去人大会堂拍摄作飞天报告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可谓是件大事情。但在路上，巧遇一队民工扛着行李过马路，我赶紧摇下车窗，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我的照片说明是：“11月7日，一队民工在打工路上艰难行走。头晚，北京突降大雪，数百万棵树木被风雪折断。”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命运已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前不也发生过温家宝总理为基层群众讨工钱的事儿？我是觉得，上天的杨利伟和地下的农民工都是我们国家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很难分得清他们孰轻孰重。所以，何为大事小事？
　　对摄影记者来说，真实记录不同人群不一样的命运，价值是一样的。

　　摄影大家应该什么题材都能驾驭

　　陈：有些摄影者常感叹自己不够幸运，碰不到大事。但也会有人发问：即便有了这样的幸运，大多数记者能够用怎样的态度和技术来完成记录？
　　贺：不错，我们一提到国内国外著名摄影记者的作品几乎都是重要事件的精彩记录，致使我们也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大事件或突发性事件上，但这实在是一个误区。我们端着照相机瞪着眼睛天天找突发事件都找不到，就是有了“大事”，往往还轮不到自己去，于是就埋怨自己没运气了。
　　所谓突发事件，都是不可预见的，机遇是第一性的，是个前提。再说 ，突发性事件大多都不是好事情，当记者的要是每时每刻都盼着天灾人祸，不是自己有病吗？如果因此而对我们身边发生的有记录价值的日常新闻和社会新闻麻木起来视而不见，我看就是掉进误区里了。
　　陈：你的照片一直有一种大部分读者认同的力量。这么多年来，你很少把自己的成功寄托在很多记者蜂拥而上的大事件、灾难性报道上。你更关心的是老百姓的事，你的喜怒哀乐与老百姓同步。
　　贺：1988年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时，我们又一次观赏了戴维·伯内特的《柬埔寨难民》、弗兰克·富尼埃的《奥马伊拉的痛苦》、阿朗·赖宁格的《艾滋病在美国》这些获得“荷赛”大奖的作品，但我们还看到了他们更多的鲜为人知的作品，内容涉及日常生活、体育、人像等不同领域，精品之作一样令人目不暇接。
　　那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所谓摄影大家，就是什么题材都能驾驭！
　　试想，一个摄影者没有对人类常态生活的关注与研究， 没有娴熟的技术技巧训练，一旦碰到可遇不可求的大事件，怎能游刃有余？多少事实都告诉我们：在重要的事件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拍到令人难以忘怀的优秀作品的。
　　所以从那时起，我便时常告诫自己：不要轻视每一次采访，而只要带着照相机，你的职业状态是最重要的。

　　有经历又有文化，岂不更好

　　陈：在摄影界甚至新闻界，你是公认的素质优秀、品行无可挑剔的专业人士，但在社会上是否有人认为你知识上的准备不足让你丧失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你怎样面对这样的局面？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局限？
　　贺：我是典型的那种有经历没文化的那种人。
　　说有经历，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赶上了改革开放，从一个单纯的人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人。走进报社以后，又逐步地从一个单纯的党的宣传工作者，变成个复杂的媒体新闻工作者的人。
　　说没文化，我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虽然参加过新闻界相当什么大专水准的考试，但与现今那些同行中的大本、 硕士比，毕竟没有受过院校系统的文化训练，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顺。
　　我曾教育我儿子好好学英文，理由是：爸爸要是懂英语，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啦！怎么说呢，我懂英语的话，起码出国采访心里不那么彷徨吧。我也很看重我的经历，但我也常想，有经历又有文化，岂不更好！
　　陈：听说你每天的阅读量在几万字？
　　贺：文化不高，读书是个弥补不足的有效方式，但我的毛病是记忆力不算好，有的看完就忘，当然也有记住了永远忘不了的。
　　这两年看的书中，最好看好读令人感慨万千的便是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了。作者以亲身亲事的追忆，以细腻平实的笔锋，为现实拂去了一层厚厚的历史尘埃。要知道，那段史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作为一个不应该失忆失语的中国人，谁也没有理由忘却它。
　　我想，读书是不能为自己设置禁区的。否则，人的思维便可能陷进一种单一的僵死模式，根本无法适应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
　　陈：在国外，许多摄影记者过了40岁就开始为自己设计摄影家的道路，通常的做法是：他们不再站到第一线，而是选择一个题材深入拍摄。
这些年，在我们国内，你的很多朋友都在你这个年纪有了自己所谓专题摄影选择，如王文澜的自行车系列、侯登科的麦客系列、胡武功的图文系列——你也拍过　　麦客，而且拍得不错——但你好像至今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准备深入拍摄的题材，这是什么原因？
　　贺：每个摄影师的条件都不太一样，追求也不尽相同。哈哈，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不能搞个“单幅”系列。
　　陈：在摄影界你以直率著称，并获得了敬重。你想过你的直率给你带来的得失吗？
　　贺：失去的都是我不该得到的。为人处事直率点，最大的好处，是避免关系复杂化，即使人家不接受你的观点，也不会怀疑你的诚意。否则，你让人家处处防着你，日子过得就累心啦。
　　但直率不等于固执，别人的相反意见更有道理，我也会修正自己的想法，这算我的一个优点。
　　陈：50知天命。你已年过50，看上去你的精神状态和我18年以前认识的你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热忱依旧、真诚依旧。你认为自己在新闻摄影的岗位上还能干多久？
　　贺：那你说我还能做什么？经商做生意？当个官儿步步高升？也没人提拔呀，再说也晚了吧。每个人的路怎么走，都应该自己设计。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说，一个人一辈子究竟能做多少事？所以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后悔过。国内做新闻摄影的，一过40就觉得老啦，跑不动了。可你看国外摄影师，四五十，五六十，正是经验丰富时，还满世界地到处飞呢。我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当主任早到头儿了，但记者还是能干的。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７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