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  金
嘉  宾：朱学东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董事

　　赵：朱老师，您好！
　　新闻是一个需要激情和热情的工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很多优秀的新闻人都称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您理解的“新闻理想”是怎样的？
　　朱：每个新闻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新闻理想。因为不同的理想许多人走上了新闻这条路，但我相信许多青年人是因为新闻某种意义上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进入这一行业的。但我对新闻理想的理解不仅仅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样充满激情。
　　新闻应该是报道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更多是事实判断，而“铁肩担道义”显然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当这种价值判断主导新闻报导后，很多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裁判者的位置上。价值判断更多是感性而非理性的。
　　当然，很多现实的情况也使很多人无法实现像李普曼、约翰里德或邵飘萍、范长江那样的成就——但要知道，这样的人毕竟是没有几个。人无法超越现实的环境。所以，我所理解的新闻理想就是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去追求第一时间报道事实，去追求报道事实的权利，用自己的文本方式。通过这种追求来逐渐影响我们所能影响到的人或事，乃至社会环境。
　　赵：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周围的一些比较年轻的记者经常谈起，在选择媒体时，除了寻求更好的薪水和发展机会，大家还试图寻找“新闻理想”和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但是，往往在进入新闻业一段时间后，会感到现实离追求的理想越来越远，产生迷茫和失落感。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新闻理想的远离？
　　朱：这种迷茫和失落感不仅仅在新闻记者这一行业。我相信在许多行业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失落感。我也一样。这种迷茫和失落感来自于我们原本对于社会对于媒体对于新闻的理解更多是书本的，是象牙塔里的，是我们想象中的。而社会的现实是冷酷无情的。这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其实在泛政治泛商业的时代，有些事实并非不能去报道，而在于你报道的方式和角度；一些东西也并非了然无趣，而在于你的叙事方式。一点一滴的改变后再回望，我们会发现变化之巨大是我们原先所没有想象到的。这也是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情况。
　　新闻理想在许多人身上远离确实很令人惋惜。而没有新闻理想的新闻媒体是没有前途的——除非不是以报道新闻为主的媒体。一定要理解理想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寄托，是一种奢侈品，是精神上的皈依。非要把它与现实等同，也就不是理想了。
　　赵：2005年夏天，许知远及部分“比较谈得来”的同事因为感到所处的环境从“一个理想国蜕变成了一个中国式的宫廷” ，从《经济观察报》辞职，引起了新闻界的震动。在此之前，2003年，翟明磊等《南方周末》的同仁集体辞职，“我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的宣言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他们坚称自己是一群理想主义者，新闻是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动摇的。
　　对于这些举动，您怎么看待？
　　朱：我不清楚行业中这种变化的真实背景。但就我的理解（基于现有的资讯），并不全是出于新闻理想的差异导致许知远等人的出走，至少我们可以从许知远后来从事的职业看出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闻理想，也有自己的媒体理想。因此，有些人要建立“自己的宫廷”，也是一种追求。
　　至于后者，我能够理解一种无奈。然而，把新闻当成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不是无知也是过度的自恋——我想更多是后者。如果抱有这种过度精英的心态，视天下其他职业或岗位如草芥，那是非常可怕的。
　　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半径和盲区。在我的理解中，记者就是一个职业，他是组成社会的一分子，他可以有理想，但他既不是士大夫清流，也不是高高在上的裁判，更不是万能的。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可能犯错误的人。
　　赵：作为美国新式新闻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普利策坚持报纸的社会责任理念并力图把新闻业引向专业化道路，但是，正像美国学者不莱耶和莫特所描述的那样——“半边脸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半边脸是肌肉抽搐的魔鬼”——普利策的新闻理想与实践充满了矛盾。最集中和最尖锐地体现在他的理想价值与现实利益的冲突上——为获取利润，大量刊登人情味新闻和煽情新闻乃至黄色新闻以吸引读者，他甚至因此被贬低者称为“黄色新闻之父”。您如何看待他这种在理想和现实矛盾中的摇摆？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吗？
　　朱：我前面已经说过，理想不等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有冲突，才显得理想的弥足珍贵和纯洁。
　　但理想不一定会带来面包。做媒体不仅仅是做公益事业，做记者也不全是理想，至少还是我们一些从业者赖以生存的岗位和职业。
　　在中国，媒体从业者坚持媒体的社会责任理念，追求新闻专业化，我想这是大多数媒体从业者的一个理想。但这种理想并不一定是媒体出版商和运营商的理想，也许，他们的理想更多是如何让媒体在商业社会中赢利。在商业化的大潮中，媒体也不能例外。这是现实的抉择。
　　当一个媒体无力在经济上保持独立，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时，媒体要么沦为工具，成为“乏走狗”，要么关闭。无论哪种情况出现，对新闻理想都是一种摧残。
　　赵：有网友对如何避免成为空谈新闻自由、新闻理想的人，提出了以下以下几个自查问题：1、自己从事新闻报道的原则是什么？是不是带着理性、建设性的态度；2、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见解以及采访（包括重大事件可能引起的各种后果）解答所要报道的问题；3、中国的社会现实是什么，有多少人深入了解过。
　　您认为，怎样才能避免成为空谈新闻自由、新闻理想的人？
　　朱：空谈误事。立足现实，认识社会，少谈主义多解决些问题，我想这是一个避免空谈的好的原则，尽管这也许也是一种套话空话。
　　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需要面向更广大的社会去理解社会，去理解社会的变迁。借助科技发展，很多年轻记者的视野接触的信息量更多面更广，但他的实际生活半径和影响他价值观的还是非常小的范围。坦率地讲，现在媒体从业者的沙龙式传播价值观念的情况比比皆是，难免以讹传讹的。因此，不仅仅是坐在电脑面前，或者仅仅在咖啡馆茶馆、或者是会场（各式各样的会）跑新闻，写美文，多到大街小村上走走，多与自己不同阶层的人交流，努力尝试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防止事实上的一小撮的出现，这是我所理解的避免空谈新闻自由新闻理想的惟一行之有效的方法。
　　赵：个人的新闻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往往具现在个人与某个媒体间的矛盾，从媒体管理者的角度看，应该如何避免为新闻理想出走的员工给媒体带来的损失？
　　朱：没有流动就没有创新。首先我们要理解，在一个开放的或者正在开放的社会中，自由选择职业是每个人的权利。因此，员工流动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个方面，我们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员工流动会不断给媒体提供新鲜的血液，新的思维和活力。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没有人生活在真空里。对于为新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出走的事件来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在于我们社会的复杂性，它使很多情况看起来充满悲剧色彩，当然，某些情况本身确实是悲剧。它逼使我们要去不断地调适自己适应社会，人不可能完全改变现状，更多是适应现状，从点滴小事做起，逐步改变。现状的变革是一次漫长的过程，你非要把未来才能实现的东西拿到现在来变现，这叫左倾冒进主义，也叫许褚的赤膊上阵，那是匹夫之勇，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战友同事和社会。至少我们还在发言，还有发言的平台，还在不断地影响各色人等。如果因为某种无法超越的原因，连发言的平台都不保，又如何去影响改变社会？那只能是躲在小圈子里奢谈理想，这又有何意义？不能把新闻理想简单地归结到针砭时弊揭露黑幕，其实除了这些，还有许多，比如建设性。因此，一部分连这个现实都无法理解的人，他的离开对他所服务的媒体来讲也算是个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件简单的事。
因此，与员工的深入沟通交流，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可能的机会和空间，这是留住需要留住的人的可行之道。
　　赵：是的。设想，如果一个报社内部建立了较好的沟通、协调制度，比如，不上稿时编辑通过写个类似于说明单的东西列出原因，或者编辑、记者能心平气和地进行兄弟般的沟通交流，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寻求说服对方，这样产生的误会肯定会很少。记者也可以把自己写的稿子先和报纸定位进行比较，并把自己的观点、意见附在稿件后面，等等。
　　最后一个问题，朱老师，您作为一名资深媒介专家，虽然没有在新闻一线工作过，但是也一直从事传媒的研究工作。您的职业理想是怎样的？有一个演变过程吗？
　　朱：我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媒体，也就谈不上新闻理想。因此，上述说法仅仅是一家之言，权当妄言。
　　我自己有媒体的理想。这是在这个行业浸润多年后升华出来的一种特殊感情。我的媒体理想是通过做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传媒观察与评论类的媒体，探讨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如何成功，为推动媒体的市场化专业化尽一份绵薄之力。从2003年以来，我为之倾注了我几乎全部的精力。我想，今后我还会继续努力下去。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在努力防止自己出现左派幼稚病，防止自己出现许褚的赤膊上阵的情况。
　　赵：谢谢您的观点，祝您的媒体理想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