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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弱势群体对权利与平等的诉求，无疑是真实而迫切的，但行进在时代进步大道上的跋涉者，基本责任与良知，更愿意理性地面对现实，所以，我们倾向于“让理性精神引导诉求”。而农民工城市求生所遭遇的碰撞、冲突也引起了我们深切的关注。石家庄市破获了一起抢夺案件，涉案的都是进城务工的青年，他们原本都是父老乡亲眼里的“乖孩子”，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涉嫌犯罪呢？记者何磊前往石家庄去探个究竟，我在想，如何面对“农民工犯罪”这样的问题呢？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之六：
《“当最低生存维持不下去时，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
乖孩子进城为何变成了抢夺团伙》
记者何磊，2005年9月15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版头条
【新闻故事】河北省元氏县殷村镇魏村将近20个年轻人，在石家庄打工期间，经常骑着摩托车，将一些妇女挂在脖子上的手机抢夺过来，被人们称为“飞车党”，当这一抢夺团伙被警方破获时，父老乡亲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是他们眼里的“乖孩子”。他们为什么走上涉嫌犯罪道路呢？21岁的农民工宋佩佩，进城之后，洗车、干杂活、做保安，又累又苦，面对城里人的优越生活，父亲劝他“认命吧，孩子”，他反问“凭什么要我认命呢？”四处碰壁，生计难以维持，这些年轻人就选择了“来钱快”的方式——抢夺。
【新闻评述】《让人生的方向不再迷失——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观念》
评述视点：一些年轻农民工一分钱没往家寄，却经常向家里要钱。对此，父亲这样不解：“老一代农民工每月挣500元钱，养活全家，新一代农民工每月挣400元，养活不了自己。”租房、手机、上网、买烟等等费用，导致微薄的收入不够日常开支，经济状况甚至生存意义上的窘困局面在所难免。而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些城市的新居民，还没有适应、学会城市生活，在技能、竞争、选择方面，缺少优势，工资微薄，与自己的愿望相去甚远。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收入与 消费的失衡，让他们无法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社会各界有责任帮助这群人，他们也有必要认识自己，早日适应他们向往的、不甘失去的城市。
在这篇评论里，我提到了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农民工杀人事件，来自广西的农民工阿星，来自甘肃的农民工王斌余，他们杀人后，媒体更多地将焦点聚焦在他们的“原本善良”，似乎更愿意倾向于“杀人事出有因”、“责任全在社会”的道德逻辑。因此，既要追寻其中的欠薪、歧视、救济无力等社会问题，又要分析当事者的人生价值取向，找出问题所在，让人们对农民工犯罪有更清晰、更理性的认识。
种种事实，种种现象，系列报道已经展示出新一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问题，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在“找出路”的思路闪过脑际的时候，中国青年报驻吉林记者站记者彭冰报来线索，一名叫王晓桥的农民工自发申请建立农民工工会，获得了当地总工会的批准。这是来自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觉醒，恰好，中国青年报负责工会报道的记者刘声反馈消息说，全国总工会正按照中央部署，强化建立农民工工会，加强农民工维权。就这样，随后两篇报道，我们聚焦到农民工维权的制度安排、群体意识上。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之七：
《王晓桥申请建立农民工工会捍卫权益 湖北省云梦县总工会批准当地第一个农民工工会成立》
记者彭冰，2005年9月16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版头条
【新闻故事】2002年5月，王晓桥和20多名同乡出外打工，最终得到的是一张集体工作欠条，随后，他怀揣欠条，从中央到地方，走了几十个部门，历经667天终于要回拖欠的工资时，才发现，自己搭在路上的钱比拖欠的工资还要多。“一场讨薪官司，把我的脑瓜子打清醒了。”他和伙伴们在家乡湖北省云梦县沙河乡申请建立农民工工会，获得了批准。2005年9月14日，他来到打工地吉林省扶余县总工会联系工作，作为“非农业化产业工人”，他来“找组织”了。
【新闻评述】《让正义的力量不再缺席——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期待》
评述视点：是农民，他们离开了土地，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是工人，他们却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社会福利保障。受“身份模糊”困扰，近年来，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为农民工如期拿到工资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现实的复杂性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使这些努力在操作层面被打了折扣。农民工权益受损，缺少群体意义上的维权干预，相当长一段时间，匡扶正义的力量、扶助弱者的声音常常缺席。“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维权组织。我们农民工主要靠工资养家糊口，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一员了。”这种认识与时代进步的节拍不谋而合，体现了冷静、积极的群体意识，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农民工们，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选择了一条直面现实、拥抱未来的群体发展道路。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之八：
《工伤不赔偿、工资拖欠，被视为劳资纠纷中的“火灾隐患”
义乌市尝试破解农民工难题》
记者刘声，2005年9月20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版头条
【新闻故事】浙江省义乌市拥有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1997年开始，每年劳动纠纷、劳务矛盾案件超过万件。其中，70%得到解决，还有30%左右因为维权成本高、维权渠道不畅等原因得不到及时解决，出现过职工跳楼、老板被杀等恶性案件。当地政府将这些未能解决的劳资纠纷形象地比喻为“火灾隐患”和“定时炸弹”。为此，义乌市成立了职工法律维权中心，还有农民工自己的工会、工会主席，一些被欠薪、工伤折磨得走投无路甚至想采取极端手段的农民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新闻评述】《让希望的号角声更加响亮——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怀》
评述视点：在劳资纠纷中，一方是老板，有权有势，工资多少，发与不发，福利几何，全凭他一句话。一方是农民工，无权无势，没有知识、没有依靠，面对拖欠工资、工伤不赔偿，只有自己品尝命运苦果。打官司，人力、物力、时间，农民工承担不起，找劳动部门，常常缺乏手段，帮不上、帮不了。因此，义乌市在农民工权益受损时，给出了一条制度表达和制度解决的路径。让农民工享有平等权利，改进维护权利的途径、机制、效率才是更重要的。
正当农民工系列报道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看到了来自重庆的一则消息，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呼吁，要消除歧视，把农民工当作亲兄弟姐妹，用爱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因此，他建议市民不要再叫一些外来农民工为“棒棒”（当地方言），这一提议在当地引起了热烈讨论。我马上与中国青年报驻重庆记者站记者朱丽亚取得联系，她迅速采访，很快将稿子传了回来。一场讨论中产生的观念效应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报道。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之九：
《9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曾受歧视
山城热议“棒棒”改名》
记者朱丽亚，2005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版头条
【新闻故事】在山城重庆，出门就要上坡下坎的独特地势，催生了“棒棒”这一群体——他们是农民工的一种，扛着扁担，搭着两根麻绳，守候在街头巷尾。买了东西，大到家电，小到蔬菜，只要吆喝一声“棒棒”，马上有人应声赶到，接过东西，帮你搬运到目的地。9月14日，重庆市进城务工农民服务管理工作会议上，市长王鸿举认为“棒棒”称呼是一种歧视，建议市民改掉这一称呼。有的市民建议改称“老乡”、“朋友”、“老师”、“力哥”等等。而重庆工商大学的同学交的一份暑期作业——《城市外来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中，农民工每天都要超长工作，还要面对异样目光——92%的被调查民工都认为城里人对自己有不同程度的歧视。
【新闻评述】《让冷漠的眼神变得温暖——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环境》
评述视点：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城乡分离造成的身份不平等，改革利益调整中的不均衡，使得歧视就像冰山一样压在人们的心头，痛苦而无言，沉郁而坚韧。歧视，代表着傲慢与偏见，与平等、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理念格格不入。不歧视，是平等相待、相互关怀的起点。我们盼望，面对弱势边缘群体的冷漠眼神变得温暖、融洽、亲切起来。这是不是一个平等、和谐时代即将来临的风向标呢？一边是历经陌生、猜疑、隔阂的过去，一边是平等、融洽、和谐的未来，转变的时机已到来，你准备好了吗？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最后一篇，我们选择了山东青岛的一条农民工热线，创办者是来自陕西的农民工陈明钰。通过这条热线，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农民工生活境遇的变迁，它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现实、社会、时代的大背景下，一个群体的真实生存信息和图景。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之十：
《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条件
小陈热线映照打工青年生存景象》
记者郑燕峰，2005年9月23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版头条
【新闻故事】2000年11月23日，全国第一条农民工免费法律维权热线——“小陈热线”在青岛开通。第一天接听电话31个，记录下了农民工反映的拖欠工资、工伤、遭非法拘禁、殴打等等内容。随后，这一热线听到了工作环境恶劣、劳动保障条件差造成健康伤害等等问题。5年过去了，这一热线接到电话2万多个，书写诉状450多份，帮助出庭诉讼170起，帮助讨要工资320万元。随着全国掀起清欠农民工工资的热潮，反映欠薪的电话越来越少，进行心理咨询、学习技术和相互聊天交流的电话逐渐增多。成为全国杰出外来务工青年的陈明钰这样告诉农民工伙伴：“建设城市，也学会做城市的主人。”
这篇报道配发的评论《这梦想，很长，很远》，是整个系列报道的收尾之作，因而，采取了综述、寄语的方式，回望了系列报道开篇以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我们所能够关注、应该关注的重点事件、人物和问题。提出了“平等、进步的梦想，激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在这一梦想之下，我们惟有分享阳光、分担风雨”（评论全文附后）。
这一系列报道从策划到实施，历时3个月时间，先后有8名记者参与，发稿20篇，成为2005年度中国青年报为农民工这一现代化建设中作出贡献的群体命运、权益作出新闻记录的经典之作。由于论证到位，认识充分，使得整个系列报道读来或令人掩卷沉思，或感慨万千，或凄然泪下，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舆论，在改善农民工生存境况上形成共识。同时，这组报道充分尊重新闻规律，发挥新闻性专稿和评论分工、搭配的特点，注重新闻性，使得报道整体景观上既生动、鲜活，又不失凝重、深刻，是主题性新闻报道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需要我们新闻人更广泛、更持久的关注。
附：
这梦想，很长，很远
——写在“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结束之际
“有的在海水养殖场打工，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双手被严重冻伤；有的在鞋厂做鞋底，由于所用材料含有太多的苯，而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有的在干面食活时被和面机绞伤手掌。”这是全国第一条农民工热线开通时，反映的真实信息，听着“拖欠工资”、“工伤”、“拘禁”、“殴打”这些关键词，让每一个人为之动容，为之感伤。
时光流逝，转眼5年，这一热线见证了农民工境遇改善的过程，也谛听着社会进步的足音。对此，开办者陈明钰感慨 ：“最初的作用是通过法律咨询来协调进城务工青年与城市的关系，现在协调更多的是他们的生活和方向性问题。”
我们看到了这一群体面临的真实困境，也体会到他们的价值观、抱负，甚至缺点、不足。按照陈明钰的说法，“眼高手低，缺少技术，常常还没等到发工资，上月的钱就花完了。有的人在城市呆不住，农村又不愿回。”正是因为“浮躁、单调充斥着进城务工青年的生活”，所以，“有了委屈一般都压在心里，无处倾诉，一旦有导火索就可能爆发激烈的冲突，引发社会问题”。
2005年，发生在农民工阿星、王斌余身上的被欠薪而杀人事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反省和思考，农民工境遇触痛了敏感的社会神经，成为时下中国社会的舆论焦点之一。“让外来务工青年走进城市、让城市更好地认识外来务工青年”——杰出务工青年陈明钰的这句话，为我们关注农民工问题，真实披露他们的境遇，多角度、多侧面反映一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现实问题，增添了更多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9月6日，我们推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第一声响亮的呼喊，来自拥有了北京户口的打工青年年雪飞的感叹：“我们这一代人很不同。”此后，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群体，说熟悉是因为，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充满生机、活力和挑战的经济领域，拷问公平、渴望进步的社会生活，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说陌生是因为，对这一群体，社会各界还缺少真正的沟通、了解，社会舆论还存在着种种偏差和片面的认识，咫尺天涯，心灵上距离遥远，往往会产生冷漠、隔膜，往往会带来寒风冷雨。
在我们的笔下，在亲爱的读者——你们的视线里，展现了怎样的景象？这又是一群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曾经，我们是这样惊奇，东北农村青年年雪飞在“看门狗”、“臭保安”的不屑言语里，通过努力获得了周围人的承认，获得北京市户口。
曾经，我们是这样不解，长沙市建成的花园式农民工公寓，竟然无人入住？距此不远，几百名农民工就在肮脏的桥洞下过夜。距离远、出行成本高、申请条件苛刻，让人望而却步——得知了这样的原因，该不该为忽视了农民工的诉求而反思呢？
曾经，我们是这样无奈，南京红山民工子弟学校的1000多名民工孩子，遭到了“高档小区”居民的冷眼，说民工的孩子“影响了小区形象”，面对孩子天真的眼神和追问，究竟谁该感到羞愧？
曾经，我们是这样凝重，当一些杰出外来务工青年获得鲜花、掌声的时候，他们念念不忘、屡屡提及的是更多农民工兄弟的艰辛遭遇，多少人曾经被暂住证、收容遣送等等深深困扰。成功者的辉煌背后，有更多人的心悸和神伤。
曾经，我们是这样理性，当广东的一家工厂里出现了“员工委员会”，试图在老板的支持下，建立起劳资双方的沟通渠道，我们对平和、协商、谅解的气氛给予了更多的期许。
曾经，我们是这样悲愤，宁静淳朴的山村，天性善良的乖孩子，在城市求生的碰撞中，走向了犯罪，我们由此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和丑陋，也看到了他们自身的不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收入与消费的失衡，证明着他们还没有学会城市生活，却迷失了自己。
曾经，我们是这样鼓舞，农民工王晓桥怀揣欠条，经过667天奔波，拿回的工资抵不上他讨薪的付出，由此产生了一种觉醒，他和伙伴们申请建立农民工工会，并获得了批准，使我们认识到，维护弱势群体权利需要群体力量参与博弈，以此匡扶正义、扶助弱者。
曾经，我们是这样忧虑，面对工人跳楼、老板被杀的极端事件，迫切需要农民工维权的组织表达、制度解决路径，在给予他们平等权利的同时，社会需要改进维护权利的途径、机制、效率，制度的关怀才是最大的关怀。
曾经，面对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倡议的“棒棒”改名，面对9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曾受歧视的现实，我们由衷地期待，克服内心存在的傲慢与偏见，面对弱势边缘群体的冷漠眼神能变得温暖、平和、亲切起来。
我们深知，这一改变冲击着高大与卑微的积习和观念，在冷峻的目光注视下，前行的每一步都会步履艰难，歧视和悲愤袭来时，我们的眼里不能不噙满泪水，但请相信，平等、进步的梦想，激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在这一梦想之下，我们惟有分享阳光、分担风雨。这梦想，很长，很远，正在时代的天空中飞翔。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综合新闻部副主任）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