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着太多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如何作新闻报道，对认真负责的新闻媒体而言，同样也是个“问题”。你要报道事实，并且报道要客观；你同时要提供认识、引导认识。就像一盏灯，让人看见周遭真实的境况，又要让人看清前方的路。照亮而不煽情，这样的“平衡”确实不易。刘畅讲述的这段经历，相信会引发同业很多思考。2004年初，我接到了一位来自山西的农民工子弟的来信。信中，这位尚未成年的孩子写道：“我听别人说过，农民工讨工钱特别艰难。他们常住在桥洞下，啃的是冷馒头，喝的是凉水。我知道北京很冷，前几天还下了雪。每次想到父亲在寒风中的样子，我就忍不住流泪。他是我的父亲呀。我想，我一定要为父亲讨回工钱，我不想失学。”这位孩子的倾诉，流露出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家庭的惨淡情景，在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著位置刊出后，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年，我还接到过一些民工的求助信，依然是讨要工钱。虽然在有关各方努力下，他们拿到了工钱，但这一群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依然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头。近年来，我先后去河北白沟、北京丰台等地调查过农民工苯中毒事件，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发生了损害权益、危害健康的事件，让人扼腕叹息。如何依托版面，组织一次全景式、多方位、反映这一群体真实生存状况和现实问题的系列报道，成为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
　　2005年夏天，在临时受命负责经济新闻部工作之后，我一直与经济新闻部的记者、编辑们商量，如何开展一次“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此时，一些媒体开始广泛报道农民工杀人事件，报道笔法煽情、大胆、勇敢，甚至带有明显的“有罪者无罪，失德者有德”的社会控诉倾向，几乎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消费主义盛行、公平缺失、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说实话，把充分的同情给予杀人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因为这样的同情首先颠覆了社会伦理常识，即杀人这种暴力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非法行为，可以通过记者情感和观点的演绎，从“杀人可耻”到“杀人情有可原”最终到“杀人有理”，除了强调杀人者所面临的普遍的现实困境和现实问题，还要忽略和漠视被害者的无辜和不幸，强烈的道德倾向其实是建立在道德冷漠基础上的主观表达。这样的报道更像文学作品，而这些，恰恰“是一个有可能危及新闻客观与公正的危险区域”（高钢《新闻写作精要》161页）——“特稿写作常常运用各种文学的描写手法，这就为记者放纵自己的情感提供了诱惑。”因此，“记者本人不要在特稿中直接发表自己的议论——这是避免掉入非客观与非公正陷阱的最有效的办法。一切用事实说话，这条新闻写作的铁律在特稿写作中仍然不可动摇。此外，保证新闻客观与公正的所有操作原则与方法在特稿写作中不仅是适用的，而且是有效的。”
　　因此，确定报道样式和思路时，我们选择了“新闻跟评论分开写”，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来自新闻学界的劝告，甚至法学界专家也认为这是媒体避免诉讼的有效途径。因而，这组报道确定为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特稿＋评论”，而且，这组报道将为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弱势的群体提供真实的生存信息和投影，对于中国青年报近年来系列报道的实践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主题有了，报道样式有了，我们依旧面临着难题——这样的主题先行报道如何新闻化？如果没有新闻性元素，这又是一组观念大于事实、陈词多于新意的报道，对于编辑、记者而言，这无疑将是失败的。从主题先行到新闻操作，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同行们曾经总结“主题事件化，事件人物化，人物故事化，故事细节化”的操作方式，对于一家承载着“发现问题、设置议题、提供认识”的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大报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因此，作为系列报道，还必须在新闻性、思想性上有独特的建树。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首先调整了自己的认识，注意超越所谓的城里人意识，即面对农民工问题时，最多停留在“你不让我好过，大家都过不好”的城里人思维模式上的“思危”意识。而是以人为本，研究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真问题”，贴近农民工，真实反映他们的生存状况和诉求、愿望。随后，我们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策划案，策划案因为停留在“问题和认识”上，因而，所设计的十多个题目，依然是憋在屋子里想出来的“拍脑门工程”，距离实现一组成功的新闻性专稿和评论尚有距离。正在值白班的中国青年报编委梁长春组织几个编采部门开会，听取了我们的策划方案，提出“发挥记者的能动性，形成编采良好互动”，并请示了总编辑李尔亮。随后，梁长春老师不断督战，希望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尽早成型、出炉。
　　经济新闻部记者何磊报告线索，广东一家工厂老板主动让工人们组织“员工委员会”，遇到问题与自己谈判，这种尝试值不值得报道？梁长春认为可以先去采访，就这样，何磊出发去了广东。随后，通过团中央、北京团市委提出线索，两名有代表性的农民工人物出现在我们眼前，记者吴姗很快联系采访。此前，中国青年报湖南记者站记者洪克非报来线索，长沙市有关部门修建了农民工公寓，但很少有农民工前往入住，经过较长时间的采访，终于了解到是路途遥远、申请条件苛刻等原因，导致了政府的“民心工程”没有得到农民工回应。当记者们的稿子开始陆续发回时，综合新闻部崔丽约来稿子，是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记者郁进东的“民工子弟小学入住高档小区遭抵制”，特别报道主编周旬提供线索“石家庄破获一起抢夺案，参与的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等等，迅速汇入了《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为这组报道增添了极为可贵的新闻性。
　　2005年9月6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版推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特稿提供新闻故事，评论提供观念和认识，为了体现文体创新，梁长春老师提议，配发评论专栏名叫“新闻评述”。整个系列报道结合“事件、人物、现象”，就新一代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为了保证观点、认识和思想风格的统一，由我来为每一篇报道配发评论。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之一：
　　《拥有了北京户口的打工青年感叹：我们这一代人很不同》
　　记者吴珊，2005年9月6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版头条
　　【新闻故事】来自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农村的26岁青年年雪飞，在别人所说的“臭保安”、“看门狗”的异样话语和怀疑目光里，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周围人的认可，成为北京市十佳外来务工青年，获得了北京户口，娶上了北京姑娘。
　　【新闻评述】《这个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气质》
　　【评述视点】新一代农民工生长环境不再缺衣少穿，在别人眼里，他们不再是吃苦耐劳的代名词，也不再甘于在条件恶劣、收入微薄、忍气吞声中工作。同时，他们也没有了忍受挫折、感受艰辛的耐心和毅力。他们身上的自我价值意识、权利意识前所未有地增强，日益重视城里人的眼神里是否包含着歧视，获得尊重、获得合理报酬以及安定的居住权，这些事关生存、发展的命题，早已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不再忽略的“幸福指标”。天还是天，地还是地，走在乡村路上的人，却早已不是他们的父辈。
　　应该说，这个开篇之作，体现了我们的最初设想，就是将新一代农民工所具有的精神风貌、群体特征“很响亮地喊出来”，他们是与前辈不同的“这一个”，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工、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讲述着他们的生活历程，以及获得城市认可的不易。应该说，我们的主导思想，是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开篇选择的是一个外来农民工的“融合故事”，也为连续报道处理好新闻和评论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分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后，我们将系列报道的编排有意识地与“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样做，就是增强新闻性，使其不仅仅停留在没有时效的观念、事务探讨上，赋予系列报道以“新闻”的特质和真意。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之二：
　　《长沙农民工公寓为何无人入住》
　　记者洪克非，2005年9月7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版头条
　　【新闻故事】截至到2004年9月1日，2004年年底就竣工的湖南省首个农民工廉租房小区——长沙江南公寓，仍没有一位农民工入住。这是些环境优美的花园式公寓，是长沙市为百姓办的八件实事之一。记者发现，据此不远，就有从事道路改造的数百名农民工每天窝在闷热、肮脏的立交桥桥洞下过夜。据了解，路途遥远、出行成本高、申请入住条件苛刻等是农民工们住不进公寓的原因。而公寓每月空置费1万多元都由政府出。
　　【新闻评述】《让微弱的声音响亮起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诉求》
　　【评述视点】要让那些来自桥洞下、工棚里的声音再响亮一些，传得更远一些，让城市管理者和居民都能听到。新一代农民工大多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城打工并不仅仅是为了补贴家用、改善生计，很多人是为了“看世界，找机会”，因而，他们重视自身感受，并细算工作、生活中的成本，以此决定取舍。
　　农民工公寓无人入住的新闻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即便有良好的初衷，因为与农民工的真实诉求存在差距，也难以取得好的效果。长期以来，这些被视为边缘的群体，这些没有获得承认的城市新居民，他们的生存诉求有意或无意被人忽略。这使我们看到，虽然城里人与农民工可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了解、沟通的路并不平坦，读来令人深思。除生存条件需要改善以外，农民工进城遇到的最大困惑就是子女入学问题，来自南京的稿子让我百感交集。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之三：
　　《民工子弟学校入驻高档小区遭抵制》
　　李想  记者郁进东，2005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版头条
　　【新闻故事】南京红山民工子弟学校有1000多名学生，校舍拆迁，面临窘境。经教育部门协调，学校被安置到了东方城小区。出乎意料，这个“高档小区”部分居民予以抵制，有人投诉，民工接孩子把小区的路堵住了，有人说，自己花钱买高档小区，应该享受优雅、舒适的环境，民工子弟学校影响了其个人形象，也影响了小区形象。9月3日，红山民工子弟学校的一名学生给报社写信追问：“我们是不是真的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为什么一些叔叔阿姨看不起我们？”
　　【新闻评述】《让平等的阳光照耀心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渴望》
　　【评述视点】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是人的解放和流动，而这种流动，让无数的农民工体会着亲人分离、天各一方的辛酸滋味。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携妻儿进城，　这样既免除了骨肉分离之苦，又为孩子提供更有希望的成长环境。城市经济发展发展需要劳动力，农民工进城是一种必然。而父母与儿女生活在一起，是人的基本权利，天经地义，城市人不能仅仅以自己的需要为转移，“只要劳动力，不要孩子。”目前，对农民工困扰最大的，就是子女入学问题。让平等的阳光刺透歧视的阴霾，让孩子们露出真心的笑脸。
　　说实话，编发这篇稿子时，我的眼里含着泪水，面对孩子稚嫩的声音追问，我想起了“我有一个梦想”，那个影响人类社会的著名演讲，因为它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为实现平等而努力的人们。制度安排的滞后，带来了真实的生活困扰，而比这种困扰更可怕的，是源自我们内心的傲慢与偏见。因此，这篇报道配发的评论中，我们说出了很久以来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希望“让平等的阳光照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到此，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既有新闻性，又表现了农民工所面临的真实困境，这组报道也体现出新闻性特稿的特点，这边在编发、配评论，那边，记者依旧在奔跑，不停地发回报道。这时，有关部门正在组织进城务工人员的先进事迹报告会，由此我们想到，如何认识一些已经获得鲜花和掌声的农民工，这些将“农民工”与“杰出”、“优秀”联系起来的人，与更广泛的农民工群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之四：
　　《这一路，我走得很辛苦——一个杰出外来务工青年的自白》
　　记者吴珊，2005年9月12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版头条
　【新闻故事】周国允，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外来务工青年、河南省安阳市人大代表，最初走进城市的时候，很快就病了，打了青霉素后屁股疼，坐在宿舍台阶上哭。还有一次，拇指指甲盖砸掉了，晚上睡觉时钻心疼痛，心想“哪怕要饭也要回家”。他参加了中华世纪坛、国家大剧院、首都机场新航站楼等等建筑的建设，最终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辉煌。今年，评上“全国劳动模范”之后，他对记者说：“我很高兴，再也不会出现不办暂住证不敢上街的情况了。”“暂住证”、“收容遣送”等现象，成为很多农民工的心灵之痛。
　　【新闻评述】《让成功的笑容不再凝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感受》
　　【评述视点】近年来，人大代表、劳动模范、杰出青年等这些参政议政以及表彰贡献业绩的群体里，逐渐出现了农民工的身影。应该说，这是对一个群体作　　出合理社会评价的晴雨表。但是，一些获得巨大荣誉的农民工，并不像很多成功人士一样，表现出对命运的感激、精神上的格外欣慰，相反，他们的笑容里，依然包含着沉重的生命感受。他们深知，获得成功的，仅仅是少数人，对于这一群体而言，大多数人的境遇仍不容乐观。针对农民工的限制、排斥的阴影仍然随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受到重视、肯定和善待，体现着一种时代进步，应该对此感到鼓舞。
　　这里，我们选取了一个杰出外来务工青年的样本，他所经历的心灵苦痛和生存艰辛，出乎我们的意料。正因为如此，让人对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产生了忧虑，振聋发聩。在写下了“农民工用长满老茧的双手、重负的双肩托起了现代化进程”这样的评价之后，我在想，充分展现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既要提供真实的生存状况信息，也要引导人们面对、认识这些问题，探讨解决之道。记者何磊从广东发回了这篇报道，使我们的系列报道进入了新的阶段。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之五：
　　《员工委员会：实现权利的沟通实验》
　　记者何磊，2005年9月13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版头条
　　【新闻故事】广东一家制衣公司，进行着“员工委员会”实验，根据总经理张毅生的解释，就是由“员工代表将所在班组、车间工人意见和要求汇总起来，集中反映给公司领导”，工厂食堂问题、宿舍卫生问题、个别工序计件工资问题——由总经理倡导的“试图建立符合国情的劳资谈判机制”解决了一些问题，目前，实验还在进行之中。
　　【新闻评述】《让理性的精神引导诉求——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
　　评述视点：权利意识的增强，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体现出的群体特征和时代风貌。如何表现、表达这种权利意识？往往，人们习惯于情绪的宣泄、悲情的诉说，而不擅长用理性的光辉照亮沟通的道路；往往，人们更乐于寻找仗义执言的青天、懂得让步的开明人士，而不是诉诸合理、透明的法治程序。正因为如此，在平和、协商、谅解的气氛下，解决农民工权利问题的尝试显得弥足珍贵。目前，中国处于发展关键期，社会矛盾增大，群体事件诱发因素增多，倡导平等、互利、协商意识，建立合理的沟通渠道，以此满足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工群体的诉求。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综合新闻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