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  金
嘉  宾：肖  纪 (电视台记者)
                李  勇 (法制报记者)
        李希光 (清华大学教授)

  　大台小记的成长史

　　肖纪(电视台记者)

　　读了将近20年的书，偶然的机会进入了这家令人瞩目的电视台，不知不觉打工的生涯已经过去了两年半。按说在这么大的新闻单位干这么长时间应该有很深感情的，可实际上这个冷酷的机构做事太绝了，让人随时都想走，随时想爆发又找不着接招儿的人。我自己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见着钱了，辞职以后又白干了一个月，领导一毛都没给，现在好不容易忍辱负重在新栏目干了一个多月杂务，只给了2400元，真的让人很伤心。
　　如今，在这家电视台打工并签定合同成为企聘职工的数千兄弟姐妹，除了两张卡里的工资1200元和奖金2000元外，节目经费已大幅降低，每月总收入仅4000多元。没有签定合同的数百兄弟姐妹，则没有一分奖金，每月收入仅1000多元。
　　据不完全了解，新闻中心编辑部的编辑大多月收入只有4000多元，新闻中心采访部不少人只有卡里的工资奖金而领不到节目经费，广经中心的中国财经报道7月份已停止发放节目经费，广经中心的经济半小时30分钟的节目经费自8月开始已降到1500元（含摄像经费），社教中心法制专题部多数员工收入只有3000到4000元。
　　由于台里自去年开始实行新的财务政策，即用现金支付员工工资、出差费用（机票用支票支付，除外）、节目采制经费（实际上就是稿费）等4项费用只能占栏目总经费的35%，导致工作人员用来换取节目采制经费的发票仅限于北京的餐费发票和的士票，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的节目采制经费无法领取，有的甚至半年没领到过一分钱，4个月没拿到一分钱的大有人在。
　　我是研究生学历，但苦苦干了将近3年，连一年一签的劳动合同都没有，底薪也没有，没有任何保障。不是说电视台的人就必须得有多少收入，但是我真的很负责任地对它付出了，却没有得到认可，连在这儿干过活儿的记录都没有。前几天党员预备期到了，但这边说没有签约原则上不给转正，于是这点政治身份也失去了。无奈！
　　我原来做过一两年的报纸，写过几个有影响的稿子，后来又做了两年多不疼不痒的电视节目，当年还是栏目里的红人呢。去年8月份辞职换到新栏目，又做了1个多月办公室杂务，这才刚刚转成记者。不过还没有得到领导信任，前两天报了几个海南的负面猛题，差点出差去做深度调查，精心做了各种准备，满以为这次吃点苦就能一炮打响了。结果临走前，摄像都派好了，拉着行李箱借经费的时候，领导突然变了主意，说怕我拍砸了，把选题又转给别人了，让我先做两个北京的题再说。郁闷。失望。
　　理想追求与现实的差距水涨船高。人最痛苦的其实就是追求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越痛苦。现实生活条件差了，只要追求不高，也就无所谓痛苦矛盾。
　　在职业生涯到低谷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其实归根到底是自己没本事，电视台不缺人，缺的是优秀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在哪里也可以出人头地，待遇也相当不错。而自己除了做新闻之外，没有别的一技之长，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打工的命运。有时候也想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地方，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把自己留下，比如现在有了家庭负担，家人比较看中电视人这个光环。所以一边抱怨，一边还得在这儿干。
　　还有一点，做新闻很多时候能为百姓做一点实际的好事，虽然受的限制极多，但心里始终还怀着为百姓谋利的理想。我希望努力工作之后， 在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的同时能为一些普通百姓带来一点福利和安慰。《南方周末》曾登了几篇关于民办教师困境的文章，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出那样的新闻。
　　现在，为了自己人生的发展，我还是在这里坚持了，我必须在媒体这行做出个样子才算没有白学7年新闻。虽然我深切体会到了行走在这条道路上有多么沉重。为了自己，我还得坚持。

　　体制内外，两种记者

　　李勇(法制报记者)

　　上月24日晚上，《南方周末》的朋友来到北京，一帮北京新闻圈里的朋友和他一起聚餐闲谈。来吃饭的十余人是真正的青年新闻人，大部分是70年代出生的，还有几位是80年代出生的，刚涉江湖。有意思的是，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人是来自体制内的传统媒体。除《南方周末》的朋友外，有《新京报》、《新闻周刊》、《三联周刊》、中央电视台诸同仁以及夭亡的《21世纪环球报道》原记者现已星散到各家媒体的几位。这些人是完全进入市场机制的新闻人，有时还自嘲都是一些“新闻民工”——但五、六年来，中国绝大部分有影响的新闻都是由这些“新闻民工”生产的。
　　本来如果按照字面上的理解，一个法制报纸的记者，和法律人及新闻人两大职业共同体都有亲密的关系，说他是两个职业体的双栖者也不过。但恰恰相反，和那些上文所说的青年新闻人在一起，我尽量淡化我法制日报记者的身份，因为我发觉如果以这一身份出现，和那些已经市场化的新闻人相处，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而我能被他们邀请参加，恰恰不是因为我是某法制日报的记者，而是因为我是论述政治文化的书《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作者、《南方都市报》、《燕赵都市报》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专栏撰稿人以及网络写作者。
　　我个人这种微妙有趣的际遇，并不是说明我供职的那个报社有多么差劲，事实上所有还处在体制内的新闻从业者，与已经市场化的新闻人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让一个《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吃皇粮的记者和该报下属的《京华时报》招聘的记者在一起，让《光明日报》的编辑和它下属的《新京报》的编辑在一起，那么能在同一个平台探讨业务么？我看很难。
　　《中国青年报》的著名编辑李大同刚出了一本书《冰点故事》，看完后我感触良多，写了篇读后感《豪情依稀似旧时》，在文中我写道：
　　我以为，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叙述冰点刊登的作品当年有多大的影响力，也不在说明李大同和他的同事的努力曾经对新闻界产生何种观念冲击。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记录新闻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坚守。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新闻界实质上出现了一种大分化。在此之前新闻人群体的单一性被打破了。建国以来，新闻工作者长期不仅是名义上也是实质上的党的人，首先是承担宣传任务的。在这样的大格局下，哪家报纸的办报风格稍微人性化一些，稍微接近新闻的内在规律一些，就会获得巨大的成功，80年代中期中青报的鼎盛就是最好的说明。90年代初以后，所谓传统的权威媒体，包括中央级大报和各地党报，新闻观念不但没有更大的进步，80年代曾萌发的一些符合新闻规律的思想也雨打风吹去，一批和李大同同龄的、有着理想主义气质的新闻人纷纷淡出新闻圈，大同本人也蛰伏了几年。传统权威媒体的文化日益变得世俗、功利，新人一旦进入体制内媒体，很快就被这种文化同化。有偿新闻、走穴等等不正之风在相当多的传统媒体中存在，新闻人的职业伦理受到社会的诟病。而与此同时，一些完全由市场催生的都市报如火如荼地成长起来，这些媒体的生存既然完全由市场来决定，那么其行为必须更接近新闻规律，更符合时代的潮流，其从业人员的管理机制也完全市场化，优胜劣汰。这些市场化媒体的从业人员的身份实质，新闻人远甚于宣传员。而传统的权威媒体，其从业人员的实质身份正和它相反。此时，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新闻圈”。同样是记者，一些记者去监督去宣传需要当事人付给报酬，而另一些记者主动给提供信息的人付报料的钱。他们能算同一类新闻人么？两类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模式、职业伦理、管理方式差异甚大，怎么能捏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统一的职业共同体呢？因为这种分化，对新闻的评价标准也有两类。那些评上官办新闻大奖的作品，被有关部门表扬的新闻记者，多数公众并不认可，在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新闻从业人员里面，也没有什么影响。尤其是这几年，那些由全国影响的公共事件，大多数首先由市场化媒体报出来的，这个新闻圈内的记者，有多少人以拿到中国新闻奖为荣呢？
　　权威媒体不权威，主流媒体已边缘，基本上是今天中国新闻界的写照。尽管传统的权威媒体特别是纸媒，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因为所依靠的权力或准　　权力部门，依然有着“权威”的架子，可是其读者越来越少，社会影响越来越小，这种权威是虚幻的。
新闻从业人员因体制内外差别有两个“共同体”。“冰点”是传统权威纸媒中为数不多的在两个“新闻圈”内以及公众中都有影响的栏目，就凭这一点，李大同和他的同事值得敬佩。

　　记者失去忠诚感，媒体失去生命力

　　李希光(清华大学教授)

　　曾经有人问笔者：如果你现在是中国一家媒体的总编辑，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答曰：强化新闻工作的忠诚感和自豪感。中国媒体的投资者、老板、老总们，每年热热闹闹地开会研讨，充满了对前途的希望和自豪感。但是，他们的雇员是普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在商业的大潮下，已经失去了这两个感觉。如果我是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我就要把新闻工作者作为媒体的核心人才。在今天，当我们的媒体市场化或者产业化以后，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商业化媒体环境里，中国的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为自己生活奔波养家糊口的人。
　　记者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媒体的形象和新闻产品的质量。而事实上，现在新闻媒体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都与记者素质的下降有直接的关系。而其后的原因更是令人深思。
　　首先是新闻报道的煽情、片面、忽略、夸张、造假。中国大概有近百万新闻工作者或者媒体从业人员，但根据新浪网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接受调查的43%的人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干了半年，也没有人发给他工钱。其生活和工作的窘境不比那些在北京打工的民工好多少，甚至未能签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和固定工资的记者意味着他们没有身份、没有社会保险。那么，这些记者工作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稿子或片子刊播，否则，他这天或者这星期就没钱吃饭，没钱付房租，更没钱去找女朋友。要想让自己的稿件和片子被采用，必须做得比别人好。好报道的标准就是能首先抓住编辑的眼球，诸如丑闻报道、名人新闻之类。丑闻做得越大、名人做得越响，被采用的篇幅就越大，报酬就越多。结果在这种媒介环境中，公众看到的新闻就越来越离奇，与他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脱节。
　　新闻公正并维护社会公正的正义感正在减退。由于新闻媒体大面积实行聘用制，少数聘用记者因人事关系松散而怀有强烈的短期寻租目的，因此利用职务之便替亲朋好友出力、出气的行为也开始抬头。值得密切关注的是，他们为了达到个人获利或出气的目的，往往会邀集多家媒体的记者共同出击，形成报道声势，迫使被采访对象委曲求全。
　　记者低龄化影响新闻的深刻、理性、平衡。不少媒体的记者年龄偏低、报酬低廉、没有晋升、前途黯淡。记者低龄化和使用实习生可以节省媒体大量的开支。但是，新闻工作者是与人和社会打交道的，人类社会非常复杂。新闻记者所需要的那一整套思维、调查、写作方法是靠多年的磨练形成的。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丰厚的生活阅历、广博的知识积累的实习生或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能非常准确地表达那些通过深入采访和思考挖掘出来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正像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一样，不是说一毕业，就可以动大手术。我们看看西方的电视台，记者干到70岁，满头白发，还在那儿当记者，甚至跑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线采访报道。而我们电视里更多的是俊男靓女。在这两者中，哪一个年龄段的记者写的东西更深刻、理性、平衡？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某些报纸开始模仿香港某些报纸的办报模式，5个记者竞争采写同一事件的报道，5篇报道选一篇。如果被选中，5个人的工资全给他一个人。结果是，为了超越自己的同事，许多记者想尽办法挖掘别人挖掘不到的细节。如果当事人没说这句话，但是，记者为了报道引起轰动效果，就去编一句话；如果被采访者在讲话中没有这个意思，记者为了加强轰动效果就加上这个意思。
　　从新闻职业道德看，记者的角色是信息的邮递员，应该忠实地传递信息，他不忠于任何人，他只忠于事实。准确是媒体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由于媒体的市场化需要，广告商所需要的眼球，身处生活和工作窘境的记者在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集团的角斗中，很难成为忠实的传递信息的邮递员。而这，对于媒体来说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