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  斌

　　苏珊·朗格说过，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远没有现实复杂。在我看来，新闻也是一样，我从不指望一篇报道可以穷尽事实。
　　一个事件，一个选题，就像漂在海上的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一角，大部分沉于水下。沃尔特·李普曼将报刊比喻为永不停息地搜寻广袤空间、绝不久留于一地的探照灯，但这盏探照灯通常只照亮了冰山海面上的部分。深度报道存在的价值就是要让人知道水下还有东西，那个黑暗冰冷的空间里，蕴藏着真相的富矿。

　　一 

　　南都“深度”将探照灯指向中国的水资源，缘自今年夏天的某个饭局。那时，无锡人民正在超市中抢水，昆明滇池管理局正与新华社打口水战。我们部门一堆人在饭桌前聊起各自家乡的水污染，提出是否可以做个中国十大湖泊的调查。后来，领导拍板，让喻尘做一个具体一点的策划。哪知这位老江湖野心勃勃，大笔一挥，策划不再限于湖泊，变成了“中国水危机”，全方位地呈现水环境面临的问题。事实证明，他的改动是正确的。
　　分派给我的任务是源头生态与滇池治污，这两个报道最大的挑战在于话题太老，相关报道很多，而关于滇池的更是成千上万、连篇累牍。如何写出新意?
　　任务下达好几天，我迟迟没有出发，浏览了之前的几乎所有相关报道，查阅了大量资料。我发现，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关于长江源冰川退缩的报道不少，但没有一个是详尽具体的，被转载最多的一篇消息给出了退缩的数值，但竟然是一个专家对着照片估测的，而且冰川不是该专家的研究领域。
　　我联系了一位国内知名冰川专家，有新闻称他今年刚去过三江源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他对我说，考察的结果媒体早已公布了。我希望能看看科考的报告，而不仅仅是媒体的消息。“我是陪记者上去的。”哪知他这样回答。
　　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多年来一直在长江源区开展工作，近年每年都到源头冰川打桩做标记，测量冰川退缩的距离。我专程去了一趟深圳，向他们的成员请教，了解到，国家近年已拨巨资治理三江源生态，主要措施是针对过度放牧进行退牧还草生态移民，但很多牧民反映他们的牲口远远不如上世纪90年代之前多，而生态退化这两年特别厉害。
　　难道原因还没搞清楚?这似乎不可能，花了几十亿元了，很多报道不是说成效显著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和同事登上了飞往西宁的飞机。
　
　　二

我父亲从事美术工作。十多年前，他由青海进入西藏，又从西藏回到云南，他的这段旅行成为我年少时对雪域高原的最初印象。十多年后，我重走父亲走过的地方，却见不到他当年看到的景象，很多东西消失了，永远留在了我的憧憬里及父亲的画中。
整个夏天，从黄河长江源头到滇池之滨，我看到河流枯竭，草原荒化，冰川消退，大山被刨成乱石堆；我看到在建的和图纸中的水坝，矿石掩埋树林，湖水浓如油漆，躁动的乡村以及膨胀的都市。
西藏的夜晚，头顶繁密的群星使人震撼。我想起刚出生3个月的女儿，他们这代人长大后三江源可能已变成沙漠，虎跳峡或被淹没在水下，他们要离开大都市到偏僻的乡村，才能看见这样的星空，才能辨认出自然课本上画着的星座。
生态退化不仅出现在三江源，整个高原满目皆是。7月的青海湖美艳惊人，绿色的草地间隔着黄色的油菜花，一直延伸到幽蓝的湖水边。但这个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正在不断地“消瘦”，近25年来，青海湖湖面已萎缩近150平方公里，一半以上的注水河流已经干涸。
湖东的景致与湖西形成强烈反差，灿烂的油菜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沙漠。出乎意料的是生态退化同样可以给当地带来商机，这里开展了一个新的旅游项目，花15元人民币，游客就可以坐着滑沙板尖叫着从高大的沙丘顶端滑下，乍一看以为是到了敦煌。除滑沙外，给10元钱还可以驾驶摩托在沙中穿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娱乐是在海南三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摩托附近拉着条横幅，上面写着“生态保护重地，禁止游客进入”。
然而，这些和以往报道中出现过的所有景象没什么两样，只说明了同一个事实——生态正在恶化。我和摄影记者王听伟对抗着高山反应，租了辆破微型车，曲折艰难地到达黄河源头，之后横穿了整个自然保护区，终于在沱沱河边获得了最大的突破。

  三

　　首先，我们见证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沱沱河面临断流的危险。之后，在沱沱河水文站，一名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关于长江源头生态退化的原因根本没搞清楚，很多专家上来，与其说是科考，不如说是旅游，作为国家单位，他们的部分资料却是由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提供。
　　在成都，绿色江河的负责人杨欣对我说，目前科研院所要查藏羚羊在青藏铁路沿线的分布和迁徙状况也要查他们的数据，长江源头生态环境数据、动植物分布、水文资料大部分都是空白。对三江源做过多次考察的地质学者杨勇告诉我，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暖，放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生态，以现在所做的研究根本提供不了答案。
　　报道的核心内容找到了：在大量研究处于空白，科研没有做到可以为政策提供足够支撑的情况下，国家的钱就源源不断地用到退牧还草及生态移民上来。
　　此前，在黄河源头第一县曲麻莱，县委书记仁青才仁向我们抱怨，“内地发展这么快，50年来我们变化很小”，为保护源头生态，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下游省份应该给他们生态补偿。他表示，曲麻莱并非没有发展的资本，这里的矿产非常丰富，随时可以开采。我们了解到，实际上已经有人开着悍马到源区挖矿，规模之大，政府不可能没有耳闻。
　　虽然，曲麻莱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仅180万，但我们看到官员们开的车和他们抽的烟时，又感到他们没有自己说的那么困难。一些牧民质疑现在施行的生态措施，成效远远没有很多媒体报道的那么好。位于格尔木的生态移民村，很多村民都是从曲麻莱移去的，我们在那里了解到，村里建筑的工程质量不是太好，村民抱怨说：“国家政策好是好，但执行政策的人出了问题。”
　　又一个很关键的内容有了：虽然政策的科学性值得检讨，但在执行中已经产生了惰性，有很多人成为利益相关者，不愿政策发生改变。这时，科研不是朝前提供依据，相反是尾随政策，服从某些官员的意志。
　　破坏生态可渔利，治理生态同样有利可图。这一点，与后来我在滇池了解的情况何其相似。不同的是，三江源生态恶化天灾的成分多，滇池则完全是人祸，而且滇池变脏的原因，连小学生都知道。

　　四

　　谈到治理滇池，云南省及昆明历届官员说得最多的就是：“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水至清则无鱼，对于滇池同样如此。无怪乎官员们抱怨国家拨款太少，无怪乎专家们都保持沉默。
　　滇池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但兴建大学城，搬迁市政府，打造“东方日内瓦”，政府规划还将城市无限地扩大，还有人天才地提出花490亿元从虎跳峡引水冲刷滇池，却没有人说到截污，只有全力以赴截住流入湖中的污水，滇池才有望变清。
　　先有蓝藻，还是先有污染？先有污水，还是先有被污染的底泥？250万人口造成的污染都治不了，450万人口的污染又如何治？外流域调水冲滇池，那么冲走的污水又往哪里排，同时入湖污水不截住，湖泊怎么避免不再被污染？让我意外的是，翻阅从前的报道，这些并不难解的关键问题没有人试图解答。
　　公开场合，专家们要么为政府摇旗呐喊，要么就保持沉默。几位专家接受我采访时说了真实的想法，却让我在报道中不要透露他们的姓名，但这足以让我对他们致以敬意。
　　最大的帮助来自民间，来自体制外。采访之前，我联系了已是声名在外的“滇池卫士”张正祥。这个滇池边长大的普通农民，竭尽所能地帮我完成采访。他不是什么专家，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民间组织。他的看法并非完全正确，有时甚至十分偏激不可信。但看到他那破败的小屋及屋中堆满的资料时我感动了，在滇池保护的现状下，他的行为变成了一个人的战斗，变成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狂喜，显得悲壮而苍凉。
　　所以，虽然此前关于他的报道有很多，但他依旧是我报道中最重要的人物，和先前报道不同的是，他的事迹我着墨不多，更多的是写他眼中的滇池，及他孤身奋战的状态。
　　我还拜访了云南一家民间组织的负责人，他给我的报道提供了很多素材。他借用一些公开信息，点明了云南的官员们对环境治理的真实态度。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提出，“要想遏制污染恶化势头，首先要建立环境问责制度，一定要追究政府相关人员的环境责任，特别是地市以上负责人的责任。”很快，云南省主要领导就在一次会议上强，要“形成上下共担责任，共同努力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云南省省长秦光荣在开年的一次会上表示，要坚持生态立省和环境优先的思想，但在年中的“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启动仪式上，秦光荣又说，要通过发展来实现更好的保护，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一起考核，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全面提升，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同时发展。
　　领导们前后矛盾的表述也就是我们这次“中国水危机”所体现的一个主旨：从大河源头到滇池到东部沿海，对于全中国，问题都是一样的，环保优先还是发展优先，是要绿色还是要GDP？
　　最终，我在报道中照亮了一些原本处于黑暗中的部分。至于稿子里为何体现得有些隐讳，不是那么直白，是出于“安全生产”的考量。
　　（作者为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４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