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静  姚春梅

　　台湾政坛从来都是热热闹闹吵吵嚷嚷，每一细微的事件都能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前段时间的“跳海”事件更是让媒体“兴奋”了一把。
　　民进党候选人王世坚在“立委”选前曾说，只要国民党在台北市的8位候选人都当选，他就要去跳海。结果不幸被言中，于是各路媒体咄咄逼问王打算何时跳海，迫于颜面与无奈，他由其助理骑着水上摩托车载到离海岸约100米处跳海，并随即自行游泳上岸。①
　　诚然，王世坚在大选之初的信口开河，的确是莽撞和不负责任的做法。但倘若没有台湾各路媒体的咄咄逼问，一个正常人怎会真的选择这一举动？这番折腾成了一场媒体逼视的闹剧。
　　一、 如何理解媒体逼视
　　“媒体逼视”是一个新闻伦理问题，它是由于新闻媒体对私人领域的过度公开报道，从而使得属于私人情境下的各种信息成为社会公开环境下的信息，而由于私人信息的公开放大，使得处于这个媒体创造的新信息情境下的被曝光者只能接受社会舆论无形压迫式的关注和期待，这对于被曝光者本人隐私权是一种变相侵犯。②
　　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当社会情境改变的时候，人们的角色扮演也会随之改变，否则就可能因为角色行为不适合新情境的社会期待而产生压力。③媒体理论家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则指出，与物理场地类似，媒体同样可以展示或隐藏某些东西，从而创造出新的“信息场景”。④
　　王在大选之初的信口开河，无非是一句吹牛话。在正常的私人情境中，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语言夸大,并不会对理智的说话者本人或者听者造成过大影响。但别有用心的媒体却不依不饶了。1月12日投票揭晓，选后岛内媒体一直对王是否兑现承诺“穷追猛打”，对王形成很大的压力。⑤在媒体的咄咄逼问后，不少等着看戏的网友发起串连，要大家打电话、寄E-mail提醒他说话算话。话已出口的王硬着头皮公开表态：“我说过的话我会负责，但总是要选个黄道吉日。”⑥
　　可见，媒体对私人领域一句戏言的大肆渲染使之变成了象征性事件，而媒体“持续追踪”和“咄咄逼人”的报道方式更是把私人情境推向了媒体新情境。在公开化的媒体新情境下，不少无知的民众也不断参与进来，使得“戏言”升级为“诺言”，使被报道本人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进而迫使他进行角色调整达到角色适应的目的。
　　二、 媒体逼视的原因
　　1.商业利益的驱使
　　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介环境中，为了获得市场和更高的利润，许多媒体的编辑方针和基本取向是取悦大众。媒体忠于的不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公众的情绪。为了制造新闻效果，媒体在进行新闻选择的时候只热衷于渲染私领域中的感情因素和戏剧性情节，甚至在面对生命时，他们不再是尊重与珍惜，而是变成了一种娱乐。
　　最初，王并没有说要兑现跳海承诺。但媒体的“跳海”声浪一潮高过一潮，只要王一出现，媒体的镜头、话筒就会对准他，并且紧追不舍，迫于无奈的王只得答应表演这个“应媒体要求所演出的跳海计划”，狼狈地跳入海中，并被东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
　　2.媒体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不健全
　　在现今的媒体市场竞争中，处于竞争压力下的媒体，其价值维度由职业道德自律让位给了利润增长理念，使得一些媒体从业人员不顾新闻的客观真实原则与基本的人文关怀，滥用媒体权利进而造成了媒体逼视现象的频繁出现。
　　如果媒体从业人员能够本着人性起码的道德尺度来分析判断，这场闹剧就不会出现。一家媒体的越位操作往往又引来众多媒体的跟风炒作，从而引发公众的不理性的行为。在媒体的一步步引导下，复杂的理性缺席，嘲讽、幸灾乐祸、漠不关心占据了舆论的舞台。
　　三、媒体逼视的规避
　　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应由政府、媒体、大众三方面来共同承担，而首要的是媒体的责任。因此，媒体的自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一，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都属于隐私的范围，除非被报道者本人同意或对被报道者没有负面影响，否则不应该报道。判断新闻事件中涉及的隐私能不能公开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看这些隐私是否已涉及到了公共利益，以及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程度。扩大性地报道这一事件，既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也降低了社会舆论的品位，实在不应该。
　　第二，对那些与公共利益有一定关联的私人事件，媒体应选好报道的角度，关注私人事件背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沉溺于对私人事件本身的细节渲染。在这一事件中，以王为代表的民进党的失败背后折射出民进党参选政策不得民心。媒体有意回避了这一“硬问题”，而仅仅只是把报道热情挥洒在王是否要跳海上，人身攻击、过度炒作，成为了媒体对其的道德绑架和舆论逼视。
　　第三，在把私人情境公开为媒体情境的过程中，媒体应充分考虑到可能对被报道个体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尽可能将伤害降到最低。且看各媒体的报道题目：人民网：《台湾民众：王世坚何时跳海通知我们一下》；中国新闻网《王世坚滑落大海？岛内网友BBS上大评跳海姿势》等，从中可见各媒体不仅没有想到要保护当事人，更是抱着揶揄、嘲弄、看热闹的心态。如果媒体能够本着人性起码的道德尺度来分析判断，也许这一场闹剧就不会发生。
　　注释：
　　①《王世坚兑现跳海承诺躲开媒体与“赏坚团”拍摄》，中国新闻网， 2008年1月28日
　　②张榕博：《从“穷父救女”谈议程设置中的“媒体逼视”》
　　③周晓红：《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派》，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页
　　④梅罗维茨　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体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⑤《民进党落选“立委”王世坚上演“跳海”闹剧》，新华网，2008年1月28日。
　　⑥《台媒体：本周六属黄道吉日 适合王世坚跳海（图）》，中国新闻网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５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