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淑瑛

　　“四不方针”的提出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大公报》是唯一历经百年仍在出版的中文报纸，《大公报》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是中国独立报刊的杰出代表，1941年，《大公报》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朝日新闻》等报纸一样，获得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奖章，后来联合国又推选《大公报》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本社同仁之志趣》的文章，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并做出了具体解释。“四不方针”较之英敛之的“忘已”和“无私”，不仅对“大公”的解释更为具体，而且也体现出了对西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追求。

　　《大公报》与新闻客观性理念

　　中国近现代报纸大多重主观言论而轻客观报道，从王韬提出“报纸立言”开始，中国的政论报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文人论政”的传统在《大公报》也被发扬光大，张季鸾就曾说过：“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大公报》正是借助报纸议论政治，干预社会，实现“言论报国”的梦想。
　　然而，中国近代报刊首先是由外国人开创的，中国人的办报理念和办报手法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报业的直接借鉴。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奖章的理由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继续作特著之贡献，对于中国读者之服务，符合新闻学之信条。”①与前人相比，新记《大公报》对西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认识更准确、更深入。
　　1.坚持中立、公正、平衡对等、无偏见的立场
　　“不党”和“不卖”直接表明了《大公报》的无党派特征。《大公报》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或团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本社同人声明》中，他们写道：没有干预言论的股东，也不受社外任何势力的支配，因此言论独立，良心泰然。而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新记《大公报》由吴鼎昌独自出资5万元，张、胡二人以劳力入股，不收其他任何外股。1935年，吴鼎昌在蒋介石行政院任实业部长，即声明辞去社长职务，1948年任总统府秘书长，又辞去新记公司董事职务。②
　　《大公报》的“不党”并非鄙视党或党报，而是“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③因此，它对于抗战的报道，对于国共两党的报道，赢得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共同兴趣，前者每日阅读的是《大公报》而非《中央日报》，后者在1944年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④
　　2.承认新闻客观性的难以企及
　　《大公报》在表明自己客观立场的同时，也承认了客观性的难以企及，但同时又把新闻的客观性作为重要原则和追求，这也符合西方新闻界对新闻客观性的认识。
　　3.将自身定位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在解释“四不方针”的字里行间，《大公报》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身社会公器的定位，它是作为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而存在的。如“惟不党非中立之意”、“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使为公众喉舌”等等，以及文章最后提到“以求卒达于自由光明之路”，⑤都体现了《大公报》实现社会公正和保障社会民主的信念。
　　后来，《大公报》的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发展到“六馆十报”。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各类报纸云集，但最受读者喜爱的报纸是《大公报》，重庆《大公报》日销售量达10万份，是重庆其他各报的总和，一上市就被读者抢购一空。有一段时期，《大公报》还刊登过启事，因印刷能力所限，劝说读者不要再订阅《大公报》了，一份报纸大家传阅。当时读者对《大公报》的评价是：报道比较客观、公正、翔实，能替老百姓说话。⑥由此可见，《大公报》基本实现了其公共利益代表的目标。

　　注释：
　　①王芝琛：《抗战时期中国新闻界的一次盛典》，《红岩春秋》，2000年第5期
　　②孙宏　谢作昱：《大公报的三驾马车》，《新闻出版交流》，2003年第2期
　　③⑤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④舒展：《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大公报》，《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
　　⑥施哲：《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的探寻与游移》，《新闻大学》，2002年第3期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２月中